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
2017-10-25 7:24:03  来源:国际资讯 【字体: 】 浏览:
本文摘要:
    多年来对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观察与思考,特别是最近的集中研究,渐渐看出了农村制度变迁的端倪—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而这种关系的本质,是社会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权不重要么?当然重要。但生产资料所有权可以发生分割—在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这样一个权利束中,诸方面的权利在权利交易关系中的各个当事人之间发生分割,如收益权被国家剥夺了。这种分割使得承担名义所有权的当事人的权利有可能弱化,弱化到一定程度,合法所有权便被贬值,权利对合法所有者减弱了意义,而对非法所有者则增大了意义。
    中国的所有权历来在国家权力的影响之下受到一种降低效率的分割。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之下,中国农村的所有权关系发生某种扭曲,并使农民的利益长期受到损害。但是,国家对权利的分割能力,也使国家依照某种促进效率提高的理念来调整权利的能力大为增强,这就为成功的较快速的改革提供了可能性。
    当代中国,不断上演着“圈地”的故事。1998年,我曾经发表题为《圈地狼烟》的评论。5年过去了,圈地之风愈加炽烈,更多的农民被资木和权力排挤出自己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中央政府的红头文件一个又一个地发了出来,想约束自己的地方大员和小吏,但约束无效,涉农土地案件堆积如山.农民上访成为当代中国的一大政治景观,乃至中央政府用空前严厉的措辞指贵地方千部的离心离德。我们遇到一个刚性极强的权利结构,一切道德劝说在这个结构面前趋于化解,一切高层政令在这个结构面前形于无迹。
    我们不能沉默。我们不想只做那种归于清流的学者,在农民痛苦的面前,在国家命运的面前,等待事变的发生,好让我们证明一个学理观点,得来一个学术的奖赏。我们要把事实告诉我们的官员,告诉我们的农民,告诉那些最有可能决定中国命运的人士。或许我们共同打造的清醒使我们的力量得以增强,更深人的改革由此开始,农民的痛苦得以减轻,中国社会的转型得以平稳实现。
    农民话题不是一个道德话题。人类历史上的弱肉强食表现为强者对弱者的生存资料的剥夺.由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无休止的农民战争,欧洲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殖民战争。然而,只有工业革命才带给农民更悲惨的命运。当今世界的一切主要国家都在工业革命中产生了对农民的掠夺掠夺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劳动资源。走在前面的那些国家,工业革命成功了,多数农民变换了历史角色,而剩下的农民成了受政府农业政策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人们回头过来聪明地说到,为换得这样一个历史进步,农民必须付出代价。可是,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关头,我们是当事人,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价值观不允许我们面对农民的痛苦保持沉默,即使这种痛苦仅仅是农民的痛苦,而无涉国家的命运.
    然而,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的痛苦不可能无涉国家命运。在当今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英国和它的部分殖民地幸运地减轻或避开了农民问题对国家社会转型所产生的颠覆性的影响。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同时,创造了强大的海军,开拓了地域广裹的殖民地,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工业革命排挤农民所产生的社会危机。其他主要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幸运。早在纳粹之前,德国就有人利用农民所莫定的保守性的群众基础达到自己的政抬目的.著名思想家摩尔对历史资料研究后发现:“纳粹最大的成功是对这样一些农民进行鼓动的结果:他们占有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小,从当地来看,他们的盈利也寥寥无几”①。德国因为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好,使其“自由民主的发展被截断了若干世纪”。日本在二战中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情形,也与农村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关.日本学者的说法是:“对农家的穷困深有感受的青年军官和士兵,仇恨那些‘使日本政治腐败、堕落的财阀和与其勾结的政党、官僚’,而走上了极端的道路”。。不难理解,这部分力量是日本军阀发动战争的社会基础.意大利南部在庇护一附庸体制之下,农民之间相互不信任,发展了一种“非道德的家族主义”,不得不顺从权势阶层,甚至到后来顺从了黑手党,使意大利的社会经济发展长期陷于停滞.
    中国社会在转型中没有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就卷人了旷日持久的农民战争之中.与欧洲国家一样.中国农民在社会转型中的悲惨也来自两种剥夺—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和市场对农民的剥夺,其中,国家对农民的剥夺是关键所在。中国所谓“皇权不下县”只是中央政府降低统治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对农村的实际统治依赖自己在农村的代理人系统。每当这个代理人系统变得庞大,并开始大规模地对农民的土地巧取豪夺,农村危机就会发生。当危机加深,农村恶势力开始掠夺农村富裕农民,农村地主逃亡到城市,地痞、无赖也就进人了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系统,这个时候,中央王朝就没救了。一代一代的王朝悲喜剧就在华夏大地上交替上演着。近代,在国家对农民剥夺的旁边,产生了市场对农民的剥夺。从要素市场到产品市场,分散的农民与那些和官府密切勾结的商人之间没有平等权利,于是农民加速走向破产.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农民命运之悲枪,中国国家命运之多外,实为世界民族之林之最.
    中国农民已经付出了代价,中国的现代化在物质上已经获得了极大成功,我们的农民该洗掉历史的尘土,进人我们的“主流社会”了吧?然而,50多年过去了,我们竞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景观。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在国家控制的市场上通过“剪刀差”向国家贡献了数千亿的资金。在改革开放时代,农民又在土地要素市场上向城市部门贡献了数万亿的积累.想一想,这是多么触目惊心啊!
    不仅如此,农民在基本权利上受到歧视.未能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城市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在大踏步前进,但农村部门的市场化进程严重受阻,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土地财产权、自由迁徙权和民主政治权的落实不同程度地受到践踏。这种对农民基本权利的淇视,已经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中所仅见,致使我们无颜面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考问。
    中央政府早已意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政令出台不可谓不急,关切之心不可谓不重,然而.我们的总理可以被欺骗,我们的中央文件可以被收缴,我们的官方杂志可以被宜布为非法,我们的记者可以被收买或殴打,一句话,政令通畅成了大问题。这不是一个基层官员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结构问题.这是真正的危机所在.
    农民上访不仅是中国农村稳定的指示器,也是中国政治效率的指示器。我们不管坊间流传的关于农民上访所内涵的“百分比”的说法,冷眼观察,农民上访形势在起变化。简单说,农民上访规模大了,网络张开了,社会精英已经参与其中了。单单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能解决多少农民的问题?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要完善自己的统治,总需要一个层级代理系统,中国能离开这个系统解决自己的农村治理问题么?可是,我们眼见自己这个层级代理系统那么笨拙,那么让中央政府心忧。这不该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么?
    我们还有机会。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统治,糟糕到地方政府以农民起事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步,于是,这个政权垮掉了。我们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选择:是让农民的维权活动在我们权力体系的旁边生长,还是通过改革,让它在我们自己的系统内逐步化解?前者,是一条死路;后者,才揭示着光明。

更多资讯点击:果敢在线新闻网
 
 

    相关内容